当前全球经济充满不确定性，也充满风险。如何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风险，是一个重要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要树立底线思维，用“木桶原理”警示全党既要善于补齐短板，更要注重加固底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一定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风险意识、责任意识”“各种风险我们都要防控，但重点要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我们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对防范化解风险提出的重要要求，坚持战略思维和系统思维，提高科学预见能力，辨识各类风险挑战，在大变局中赢得发展主动。
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风险
风险与不确定性直接关联，如果这个世界都是确定性的，那就没有风险可言。现实生活中，风险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外部环境复杂，风险挑战严峻，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从横向看，全球风险上升且难以预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原来构建的规则在失效，秩序被打破，不确定性风险增加。从纵向看，人类社会发展进程呈现“加速度”态势。农耕社会是“慢变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1000年都不会有大的变化。工业化之后，变化开始加速，进入“快变社会”，100年就会有大的变化。三次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进入信息社会，数字化、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速度更快，10年就会有不小的变化。在社会加速变化的背景下，一般风险演变为重大风险的频次多了，演变速度也加快了。
以系统的思维审视风险
经济系统是嵌入社会体系之中的，人类社会面临的风险挑战增多，经济风险也随之增加。
从经济循环与风险循环的逻辑关系看，经济循环主要体现在“支出—收入”之间的循环、“资产—负债”之间的循环等，风险也蕴含在其中。例如，居民部门在企业部门购买产品，企业部门收回成本、获得利润就有钱雇用劳动力，劳动者拿到工资就有消费支出，收入和支出之间形成循环。如果循环不畅，甚至出现严重内需不足，就会形成供需负反馈，造成风险累积，风险累积导致的宏观效应就是储蓄与投资失衡、供给与需求失衡。宏观经济平衡的条件是储蓄等于投资，如果储蓄和投资失衡，就意味着市场没有出清，需要宏观政策尤其是财政政策来维系这个宏观平衡条件。又如，负债形成资产，资产收益偿还债务，在这个循环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流动性风险和资产贬值风险。
从风险循环联动看，当某个企业出现问题，风险外部化之后，风险越积越多并扩散、公共化，变成公共风险，即转化为宏观风险。一旦公共风险上升，很多企业都会感觉到压力。风险循环因参照系不同而有所不同。在经济高速增长趋势下，个体风险外部化下降，公共风险呈收敛趋势。而在经济下行趋势下，个体风险外部化上升，违约增多，公共风险呈扩散态势。
防控重大风险，首先要认识到风险循环，知道从何处下手、解决什么问题。在风险公共化过程中如果形成了关联效应，就要及时斩断，尽快转变预期，不要让所有企业遭受压力。对风险循环的状态要及时作出判断，不要错过低成本防范化解风险的机会，否则演变成危机，化解成本更高。
及时防范化解公共风险
充分认识政府在公共风险中的职责任务。政府作为公共风险的管理者，目标是公共风险最小化。公共风险最小化可以使宏观确定性最大化，进而自然就会形成良好的市场预期。市场交易是有风险的，比如股市有风险，人们进入市场要做好准备。政府只要定好规则并进行监督，就可通过市场来优化资源配置，股票配资杠杆比例实现优胜劣汰。但如果变成了公共风险，大家无力化解，就需要政府出手。公共风险最小化之后，市场就可自主正常运行。
准确把握政府管理公共风险的职能定位。从方式看，政府管理公共风险就是遏制风险循环累积扩散。首先是防范，避免个体风险外溢而公共化。当一个企业出现风险且风险外溢越来越大的时候，如果政府判断有可能变成系统性风险，并进一步蔓延成公共风险，就要及时遏制，避免个体风险公共化。其次是化解，避免公共风险导致市场收缩。如公共风险已经形成，要及时处置，避免内部化，导致经营主体的风险成本上升，从而产生悲观预期。政府管理公共风险要从薄弱环节入手，遏制风险循环。从手段看，要增强契约的完备性。如果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拖欠时间越来越长，就容易导致一些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出问题。如果中小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就会增加。同时，如果法律、制度、政策不完善，公共契约的不完备性就会扩大。增加契约完备性需要以法治和政策为保障，以改革为动力，形成一个制度性安排，让经营主体有长远的预期。
灵活运用政府管理公共风险的政策工具。一是提供“风险市场”，包括保险、银行、证券、期货及其衍生工具，微观主体在这些市场上转移风险、分散风险、套期保值，让风险消化在市场内部，避免了风险外部化上升为公共风险。但这些市场不是天然存在的，需要去组织和监管。二是提供无风险资产。国债被视为无风险资产，是风险资产定价的基准。优化国债的品种结构、促进国债流通、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是完善资本市场、提升人民币国际地位的关键，需要抓紧推进。三是更好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能。中央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最后贷款人，推动实现宏观流动性充裕稳定、币值稳定、估值稳定。此外，当其他主体买不起单的时候，就得由政府出手。风险救援的对象是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有效的风险救援是当今宏观调控的重要内容，是防范经济金融危机的先手棋。风险救援首先要切断风险传播链条，避免风险进一步公共化。需要强调的是，公共政策是政府对冲重大风险的工具。公共政策是一个工具箱，是一个政策体系，通过不同政策组合来对冲经济风险、失业风险、自然风险和外部风险。要按照风险生成的内在逻辑，区分轻重缓急，抓住风险链条，精准实施政策。风险权衡非常复杂，需要从整体上进行判断，不能从某一个行业、某一个部门去看。各自为政，容易产生“合成谬误”，引发新的风险。风险权衡，不仅要考虑经济因素，还要考虑社会因素，需要有整体观。
把握好出清风险与稳定预期的关系。在风险社会中，行为主体的目标由利益最大化转变为风险最小化，这个时候只有出清风险才能改变预期，才能出清市场，让经济产生活力和内在动力。出清风险并非让风险清零，事实上风险永远存在。风险出清的对象是公共风险或正在公共化的风险，而不是市场风险。市场风险不需要政府出清，恰恰是优胜劣汰机制所必需的。要把防风险稳预期放在首位，避免宏观风险预期上升。从国内风险来讲，要有效遏制房地产、地方债等领域的风险循环累积，增强政策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落实好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举措，做好加强产权保护、理顺央地关系等方面的工作，形成遏制风险循环累积的制度性安排，更好引导社会预期。从外部风险看，大国关系、周边关系是重点，要防范外部风险输入导致内部风险上升，通过风险权衡去应对充满风险的世界。
总之，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仗，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仗。只有这样，才能把握经济发展大趋势，不断增强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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